近年来，跨国产能合作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政策重点。

地下是年久失修的排水系统，地上是各种辉煌大气的建筑，于是公众都在质疑，公共资源怎么往往不能运用到与公众利益最相关的领域，现行的预算法为何不能阻止？ 朱为群：这就涉及到公共资金的分配上，谁最有话语权。正文 马想斌：此次北京暴雨暴露出公众面对公共物品的无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方政府发债有一定的合理性，不仅要考虑当代更要考虑后代，公债就为这样的问题提供资金解决办法，只要公债的规模能够得到老百姓的约束，以及公债的用途是当地老百姓所需求的，这个公债就是合理的。一方面，现行预算制度的不足日渐凸显，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预算公开、规范的期望越来越大。面对各方的争议、激烈的博弈，预算法的修改之路可谓是任重道远，考验着立法机关的智慧、勇气和魄力。所以公债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考量，或者是说当代人的财政能力和下代人的财政能力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地方不能发，中央代理发债。

但此次预算法修正案修改的原则里没有公开透明这一条，这是为何呢？ 朱为群：如果没有公开透明原则，所有我们关注的公共资源被合理利用的问题都将没有保证。终于，在实施17年后，预算法迎来了首次修改。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

供给端的以上举措，离不开我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方面（涉及集体经营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的同时，必须同时看到，由于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进程的中期，政府投资部分仍然有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正在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无论是从人口总数、市场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潜力看，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的巨国，虽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回旋余地和调适弹性、抗跌韧性，但处于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交替关口与阵痛期，外部全球竞争和内部三期叠加之下，各类矛盾和风险隐患不能忽视。在新常态下，投资尤其是政府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国际需求低迷且不确定性明显，国内需求方面，家电、汽车、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基本走完排浪式消费的历程，正在向个性化、多元化和对接服务型消费方向转化，结构性的优化细分成为发展潮流和经济成长性的新支撑因素。

总之，从各方面情况看，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人心所向、成本最低、见效最快、利国利民、福及千秋万代的仁政，应当尽快颁行。各类公益型资产处置（如文化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处置）也应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中来，以此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支撑，真正体现国有经济的优越性及全局性贡献。六是深化收费制度改革，以破除各类收费的收、支、用、管一体化为核心，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机制。2031 年到 2049年，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

应用研究中，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后勤支持机制落后，四是狭窄的部门利益形成条块分割式创新阻碍和资源条件共享壁垒。最大发展中国家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现实挑战。其次应考虑产业领域，如以节能降耗减排为特征的示范园区和示范项目建设、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等。2011 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新常态其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因此，我们认为，十三五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先在升级版增长平台上使经济企稳、发展动力转型提升，进而实现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从追赶对接到赶超，以实质性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对接现代化 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将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方面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已形成一种严峻的挑战，并将深刻地影响、连动发展进程中的供给环境与机制优化问题。

一是加快建设以规范、透明、绩效为特征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在基金预算中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有效消除。

（五）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以改造应试教育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以利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人才。其投入要素又正是我国现成的所谓过剩产能的一部分，并吸收和消化相关的劳动力、施工力量与管理力量。我国在争取 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5. 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和进步，与政府管理理念的改变、职能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极其密切的关联。三是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手段方式陈旧，仍然习惯于以政代经，以补贴、优惠、专项等吃偏饭方式，代替扎实的市场环境打造与市场基础建设。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

我国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贯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可依托正在进行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改革，由粗到细试编和逐步明确各级政府事权清单，再对接以预算支出科目为量化指标的各级支出责任一揽子清单。

第三是环境领域，不仅需要加快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治理，而且需要加快优化能源供给方式，调整能源、资源利用的结构和技术路线，大力加快煤炭清洁利用的设施投资建设，加快发展地铁、轻轨等综合性快速公共交通，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环保设施建设，多措并举加快节能减排降污。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

今后，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化，中央政府在国资委管理范围内的 100多家企业收缩至几十家以后，应积极探索通过立法方式，确定各类企业的设立依据、政策目标、国有资产收益的合理转置等相关规则，形成规范法案，并在动态优化中全面形成以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形态的合理转置，在法治化制度体系中服务于全社会公共目标：在坚持资产全民所有，收益全民所用的基本原则之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本预算）管理体制，提高利润（资产收益）上缴比例进而对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支出加大支持力度，合理纳入全口径预算体系统筹协调。1993年 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里程碑式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与目标模式，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强调战略机遇的主要着眼点。

基于 1962— 2013年全球数据，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路径进行研究，可得到相关结论：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期间 GDP增长率均值则至少为 8.50%，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持续时间均值为 15.9年，这期间 GDP增长率均值为 5.08%。我们仍然是处于资金制约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对不足、绩效待升状态。如实行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后的质量提升，建立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障体系，健全已有的城乡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进一步发展城镇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护生态、治理污染以改进城乡人居环境等等，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做重点投入。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总体而言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七是对社会中介组织作合理培养引导，促进竞争，提高素质，正确地行使其承接政府转移功能之作用。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亟应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扫清和拓宽道路。

本文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来说是两句话，一是初次分配要侧重于讲效率，二是再分配要侧重于讲共富。

二是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应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但实际生活中，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到过度垄断、设租寻租的困扰与损害，假冒伪劣等不良行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打击。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我国人均 GDP继续上升， 2011-2012年分别超过 5000美元和 6000美元， 2013-2014年分别为 6767美元和 7485美元。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及在线行政审批平台，提高政府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多元化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提升创新绩效。

我国如何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伴随有国内外一系列矛盾纠结和棘手难题，特别是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制度性后发劣势的可能掣肘。我国的区域间差异仍然巨大，亟需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适当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业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还严重不足。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坚决校正单纯改起征点的错误氛围，理顺改革设计，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

2. 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全球统计现象，是真实世界中的真问题，更是一个在我国十三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乎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顶级真问题。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